
陈永贵的退休待遇为何与众不同?胡耀邦曾特别指示,将他的家人安排到北京落户。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大寨公社的农民陈永贵经历了一段传奇故事。他先是被毛主席请去吃饭,后来被提拔为国家副总理。
陈永贵起初擅长种地,来自农业领域,是个优秀的劳模。后来,他转行做了处理国家事务、审批文件的副总理。这让他感到困惑,不适应新工作。担任副总理后,陈永贵多次提到“要下乡”。最终,毛主席同意他搬出钓鱼台。
陈永贵离职后,胡耀邦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,特意安排他留在北京,并给予相应的退休待遇,确保了他的家庭生活得到保障。
那么,陈永贵的待遇依据是什么标准?考虑到他当时的特殊情况,他的晚年生活又是怎样安排的呢?
陈永贵的成就和贡献
胡耀邦在陈永贵晚年给他安排了生活,这个安排不仅考虑了陈永贵曾经担任副总理的经历,更重要的是,它基于陈永贵早年对国家做出的贡献。
陈永贵是毛主席亲自挑选的。
1963年,山西多地遭遇了灾害,其中晋中地区的昔阳县大寨乡受灾最为严重。
这一年,大寨在春播时遇到了严重的水灾,接着又遭遇了大风,还碰上了干旱、洪灾、冰雹,甚至还有霜冻。这个地方仿佛被老天爷不停地折腾,完全没有了生机,变得跟荒漠一样。老百姓的日子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。
陈永贵是一位杰出的劳动模范,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,他让大寨这个曾经贫穷的地方变得富裕起来。他通过自己研究出的一些方法,帮助大寨在各种自然灾害中生存下来。他采取了翻地、轮种、修渠引水等措施,让庄稼得以存活,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保持着希望。
在他的带领下,大寨这个地方,在很多地方都依赖国家救济粮的那些年里,不仅实现了每亩地产量704斤,还超额完成了任务,年底给国家贡献了24万斤商品粮,自己还留了30万斤口粮。
于是,陈永贵变成了一个传奇人物,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,却创造了让人惊叹的“告别饥饿”奇迹。
这件事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,著名作家赵树理当时正在山西工作,听完陈永贵在山西省劳模总结大会上的发言后,急忙赶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的办公室,非常惊讶地说:
陶书记,我看过不少农村的优秀例子,认识了不少有能力的人,但直到今天,我才明白陈永贵才是真正的栋梁之才!
看到赵树理这么激动,陶书记就说道:
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?
赵树理说:
你说他讲话时,完全没提毛泽东思想,但处处都能感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。他文化不高,自然不懂复杂的哲学,不过讲的全是辩证的道理。他懂得如何利用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来增加收入。他口才很好,工作也很出色,我认为他确实与众不同!
这句话可能没那么简单。陶鲁茄经过深入调研,准备好资料,于1964年3月28日在河北邯郸,和河北省委的一把手林铁一起,在毛主席南行的火车上,汇报了关于大寨的情况。
毛主席那时候让陶鲁茄写下“陈永贵”三个字,然后问他:
这人到底识不识字啊?
陈鲁茄说:
陈永贵在43岁那年开始学习认字,如今50岁的他,看报纸已经很轻松了。
那年12月,陈永贵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的会议。会结束后,周总理把他留下来,跟他聊了几句。
毛主席让我来找你,说今天是他生日,特意把稿费拿出来请人吃饭。
还开起了玩笑:
你真是太幸运了,能有这样的机会,主席家的孩子们可不常见哦。
生日宴设了三个桌子,地方选在了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小餐厅。那时,陈永贵心里既觉得温暖,又有点不太自然。毛主席首先和他握了握手,握得很紧。
永贵真不错!
吃饭的时候又多次喊他:
永贵,快吃啊,这道菜挺不错的……
第二天,各大城市的报纸都刊登了毛主席和陈永贵握手的照片。
不久,许多报纸都在报头醒目位置用红色字体标注了“永贵好”三个字,进行了几天的大力宣传。
后来,从山西到北京,大家都纷纷支持他。陈永贵一开始是大寨的党支部书记,后来当上了昔阳县的县委书记,再后来又成了地委书记,最后成为省委的干部。到了1969年4月,他还被选为了中央委员会的委员。
1974年8月,陈永贵有了新安排,住进了钓鱼台,因为他在中央工作的次数更多了。
后来,他主要负责农业方面的工作,生活上不再是公社书记了。他被安排住在三号楼,那里有3个服务员、1个司机、1个警卫、1个工作秘书和1个厨师,总共7个人专门照顾他,生活条件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
国家领导对陈永贵特别看重,周总理曾提议让他把户口迁到北京,但陈永贵心里有自己的想法,最终还是拒绝了。
他说,自己要带头做好榜样,还在大寨参加劳动挣工分。
1975年1月,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让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。但是,陈永贵还是不愿意把户口迁移到城里,也不领取国家发的工资,他的收入跟以前一样,只是需要负责更多的工作了。
陈永贵在中央的重要任务是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,把大寨的成功经验传播到全国各地,鼓励大家学习大寨的精神和做法,从而让每个地方都能变成新的大寨。
不过,陈永贵不太习惯这里的生活,心里总盼着能回老家,继续带着乡亲们种地。他一直觉得钓鱼台并不是他能大展身手的地方。
因为这个原因,他想了很多办法,想要跟毛主席讲清楚,但从来没想过,在自己离开这个职位后,再去做那些他特别喜欢的事情。
“好吧,钓鱼台这个地方根本就没什么鱼可以钓。”
陈永贵在钓鱼台工作的时候,本来没打算把户口迁到北京。他心里总是想着大寨,盼望着能早点回去,和他一直挂念的家人一起过平静的生活。
陈永贵想了好多办法,最后决定直接把“书信”交给毛主席,把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写出来。
1975年5月初,毛主席收到了陈永贵的报告。毛主席发现,这位副总理对农业充满热情,时刻关心着土地。他竟然给毛主席规划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。
计划将个人时间分为三部分。一部分时间用于在昔阳从事农业工作,这被称为“抓点”。另一部分时间则用于全国各地的下乡工作,这被称为“抓面”。最后,剩下的一份时间在北京处理文件、参与农业方面的建议以及决策工作。
毛主席仔细思考后,竟然特别同意了陈永贵自己想出来的“三三制”。
在5月3日,毛主席亲自把一份批示还给了陈永贵,批示上写着:
行,钓鱼台那里其实没什么鱼可钓。
陈永贵乐坏了!主席的批示让他如愿以偿,终于在八月中旬离开了钓鱼台。那里虽然文件堆积如山需要处理,但他却没法接近田地。
后来,他搬到了北京交道口的一条胡同里。新家是一个小巧的四合院,分为内外两个院子。规矩是,警卫员住在外院,而陈永贵和他的秘书则住在内院。
陈永贵的生活现在不一样了。以前他每个月能领三份钱。一份是大寨大队给他记的工分,每天1元5角。一份是在山西省兼任职务的补助,每月100元。还有一份是国务院给的补助,每月36元。
过去,陈永贵靠136元和工分度日,因为邻里间距离近,经常互相请客吃饭,生活挺节俭。现在手头宽裕了,他就买了4棵苹果树苗,2棵梨树苗,还有一些葡萄秧,零星地种在自家小院里。
在一段时间里,陈永贵被要求学习《哥达纲领批判》和费尔巴哈的理论。他识字很吃力,而且还要处理许多文件。他总共只认识一千多个字,能写的大约五百个左右,所以每次遇到生僻字都感到非常头疼。
有时候写到某个地方卡住了,特别是那个“待”字,如果被催得太急,实在想不出来,就只能找秘书帮忙,秘书通常会给出一些提示。
招待所和接待处都有这个字。
陈永贵这才一下子想起来了:
哦,难怪看到这个字感觉这么熟悉,原来以前见过呢。
现在这样的事情少了,陈永贵可以专心做他熟悉的农业工作,这让他非常开心。
陈永贵偶尔会说,希望把身边的警卫员和秘书们带回家乡,让他们帮忙干农活。在中南海,很多领导都喜欢在下午和晚上处理工作,思考问题,批改文件。因此,陈永贵总觉得上午的时间被闲置了。
这段时间,陈永贵特别郁闷。老家的一些人想着他在北京的情况,悄悄帮陈永贵和家人把户口转到了老家。手续快办完时,他们才告诉陈永贵。
陈永贵听到这件事后,顿时气得满脸通红,一把拍桌子,大声嚷嚷起来。
是谁同意这样做的,赶紧给我搬回去!
就这样,陈永贵的妻子一直在大寨干农活挣工分,他的儿子也是一样,这种情况直到1982年都没有变过。
在晚年,这一家人在北京安了家。
1980年,陈永贵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,主动提出辞去“国务院副总理”的职务。此后,关于他的去留问题便成为了一个新的话题。
那段时间,陈永贵按照上级的指示,搬到了北京复兴门外一座大楼的12层,住进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。不久后,他其他的职务也被陆续取消。到了1982年9月,党的十二大召开后,他就没有再担任任何职务了。
党中央让陈永贵先稍作等待,安排好后再通知他。后来,胡耀邦亲自说道:
陈永贵年纪大了,再让他回山西工作不太合适。根据国家对行政13级(也就是高层干部中的最低级别)待遇的规定,决定给他发放退休工资。
另外,按照惯例,陈永贵的户口被迁移到北京,家人也被接了过来。原来的汽车、司机、警卫和炊事员等,也都保留下来,以便他晚年生活有所保障。
今年,68岁的陈永贵已经在中央工作了十多年了。
陈永贵退休后,感觉生活十分清闲,于1983年向上提出申请,希望能为基层做些事情。
后来,中央安排他去了北京东郊的农场,继续担任生产顾问的工作。
后来,陈永贵去农场时,就会带上汤占兴,汤占兴在他当副总理的时候曾给他开车。他们俩会开着那辆“伏尔加”车去农场看看庄稼的情况。
在村里,大家都爱叫陈永贵“永贵大叔”或者“永贵大哥”。他跟大家一起干活,有时候还一起喝点小酒。
陈永贵偶尔会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过去。
陈永贵特别喜欢吃一种糊糊,这种糊糊是用昔阳特制的小米面条熬制的,还会搭配一些咸菜疙瘩。有次记者去他家采访,竟然几次都看到他正在吃这种饭。
在没去农场之前,陈永贵不太喜欢坐车,他总是提着篮子,自己走到国营市场去买菜。
有一天,他去了一个菜店,售货员一眼就认出了他,于是叫来了经理。经理热情地和他聊了好一阵子。在喝茶的时候,经理坚决要免费给他一篮子新鲜蔬菜。陈永贵连忙摆手拒绝。
我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白拿过别人的任何东西,现在我退休了,居然还有人给我送好菜,这已经很不容易了,可这还不够。
他把钱一扔,赶紧拿起菜,快步走出店门,从那以后,再也不敢踏进那家店了。
不过陈永贵一直保持着和老百姓聊天的习惯。他总是在出门的空闲时间与各行各业的人聊聊天。有时候有人认出他来,他就笑着说道:
我从骨子里就是个庄稼汉,这辈子啊,最让我上劲儿的,就是跟土地打交道。
1986年春天,春节刚过,中央安排72岁的陈永贵住进了北京医院北楼的高级病房。
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,时间不多了,所以只要还能动,就会去以前常去的农场、市场和街巷逛逛。
很多人都笑着跟他打招呼,可只有陈永贵自己清楚,这是他特意来做的最后一次“告别”。
在那段最后的日子里,华国锋和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先后去医院探望他。山西的各级同事,还有他在农场的同事也陆续前去探望他。
陈永贵知道自己时日无多,但他没有什么遗憾。
今年三月,陈永贵在北京的医院里去世了。
事情收尾的时候。
陈永贵曾经手握重权,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,他的生涯仿佛承载着一个时代的印记。在他离世多年之后,他依然被视为山西乃至全国农业界的楷模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
《红白人生——100个中国人的半世纪旅程》的第八卷叫“花非花”,由吟风当主编,1999年出版。
陈永贵在成为普通百姓之后,这段内容摘自《人民文摘》杂志,文章由陈大斌撰写,发表于2009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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