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永贵的退休待遇为何与众不同？胡耀邦曾特别指示，将他的家人安排到北京落户。
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大寨公社的农民陈永贵经历了一段传奇故事。他先是被毛主席请去吃饭，后来被提拔为国家副总理。
陈永贵起初擅长种地，来自农业领域，是个优秀的劳模。后来，他转行做了处理国家事务、审批文件的副总理。这让他感到困惑，不适应新工作。担任副总理后，陈永贵多次提到“要下乡”。最终，毛主席同意他搬出钓鱼台。
陈永贵离职后，胡耀邦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，特意安排他留在北京，并给予相应的退休待遇，确保了他的家庭生活得到保障。
那么，陈永贵的待遇依据是什么标准？考虑到他当时的特殊情况，他的晚年生活又是怎样安排的呢？
陈永贵的成就和贡献
胡耀邦在陈永贵晚年给他安排了生活，这个安排不仅考虑了陈永贵曾经担任副总理的经历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基于陈永贵早年对国家做出的贡献。
陈永贵是毛主席亲自挑选的。
1963年，山西多地遭遇了灾害，其中晋中地区的昔阳县大寨乡受灾最为严重。
这一年，大寨在春播时遇到了严重的水灾，接着又遭遇了大风，还碰上了干旱、洪灾、冰雹，甚至还有霜冻。这个地方仿佛被老天爷不停地折腾，完全没有了生机，变得跟荒漠一样。老百姓的日子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。
陈永贵是一位杰出的劳动模范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，他让大寨这个曾经贫穷的地方变得富裕起来。他通过自己研究出的一些方法，帮助大寨在各种自然灾害中生存下来。他采取了翻地、轮种、修渠引水等措施，让庄稼得以存活，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保持着希望。
在他的带领下，大寨这个地方，在很多地方都依赖国家救济粮的那些年里，不仅实现了每亩地产量704斤，还超额完成了任务，年底给国家贡献了24万斤商品粮，自己还留了30万斤口粮。
于是，陈永贵变成了一个传奇人物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，却创造了让人惊叹的“告别饥饿”奇迹。
这件事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著名作家赵树理当时正在山西工作，听完陈永贵在山西省劳模总结大会上的发言后，急忙赶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的办公室，非常惊讶地说：
陶书记，我看过不少农村的优秀例子，认识了不少有能力的人，但直到今天，我才明白陈永贵才是真正的栋梁之才！
看到赵树理这么激动，陶书记就说道：
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
赵树理说：
你说他讲话时，完全没提毛泽东思想，但处处都能感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。他文化不高，自然不懂复杂的哲学，不过讲的全是辩证的道理。他懂得如何利用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来增加收入。他口才很好，工作也很出色，我认为他确实与众不同！
这句话可能没那么简单。陶鲁茄经过深入调研，准备好资料，于1964年3月28日在河北邯郸，和河北省委的一把手林铁一起，在毛主席南行的火车上，汇报了关于大寨的情况。
毛主席那时候让陶鲁茄写下“陈永贵”三个字，然后问他：
这人到底识不识字啊？
陈鲁茄说：
陈永贵在43岁那年开始学习认字，如今50岁的他，看报纸已经很轻松了。
那年12月，陈永贵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的会议。会结束后，周总理把他留下来，跟他聊了几句。
毛主席让我来找你，说今天是他生日，特意把稿费拿出来请人吃饭。
还开起了玩笑：
你真是太幸运了，能有这样的机会，主席家的孩子们可不常见哦。
生日宴设了三个桌子，地方选在了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小餐厅。那时，陈永贵心里既觉得温暖，又有点不太自然。毛主席首先和他握了握手，握得很紧。
永贵真不错！
吃饭的时候又多次喊他：
永贵，快吃啊，这道菜挺不错的……
第二天，各大城市的报纸都刊登了毛主席和陈永贵握手的照片。
不久，许多报纸都在报头醒目位置用红色字体标注了“永贵好”三个字，进行了几天的大力宣传。
后来，从山西到北京，大家都纷纷支持他。陈永贵一开始是大寨的党支部书记，后来当上了昔阳县的县委书记，再后来又成了地委书记，最后成为省委的干部。到了1969年4月，他还被选为了中央委员会的委员。
1974年8月，陈永贵有了新安排，住进了钓鱼台，因为他在中央工作的次数更多了。
后来，他主要负责农业方面的工作，生活上不再是公社书记了。他被安排住在三号楼，那里有3个服务员、1个司机、1个警卫、1个工作秘书和1个厨师，总共7个人专门照顾他，生活条件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
国家领导对陈永贵特别看重，周总理曾提议让他把户口迁到北京，但陈永贵心里有自己的想法，最终还是拒绝了。
他说，自己要带头做好榜样，还在大寨参加劳动挣工分。
1975年1月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让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。但是，陈永贵还是不愿意把户口迁移到城里，也不领取国家发的工资，他的收入跟以前一样，只是需要负责更多的工作了。
陈永贵在中央的重要任务是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，把大寨的成功经验传播到全国各地，鼓励大家学习大寨的精神和做法，从而让每个地方都能变成新的大寨。
不过，陈永贵不太习惯这里的生活，心里总盼着能回老家，继续带着乡亲们种地。他一直觉得钓鱼台并不是他能大展身手的地方。
因为这个原因，他想了很多办法，想要跟毛主席讲清楚，但从来没想过，在自己离开这个职位后，再去做那些他特别喜欢的事情。
“好吧，钓鱼台这个地方根本就没什么鱼可以钓。”
陈永贵在钓鱼台工作的时候，本来没打算把户口迁到北京。他心里总是想着大寨，盼望着能早点回去，和他一直挂念的家人一起过平静的生活。
陈永贵想了好多办法，最后决定直接把“书信”交给毛主席，把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写出来。
1975年5月初，毛主席收到了陈永贵的报告。毛主席发现，这位副总理对农业充满热情，时刻关心着土地。他竟然给毛主席规划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。
计划将个人时间分为三部分。一部分时间用于在昔阳从事农业工作，这被称为“抓点”。另一部分时间则用于全国各地的下乡工作，这被称为“抓面”。最后，剩下的一份时间在北京处理文件、参与农业方面的建议以及决策工作。
毛主席仔细思考后，竟然特别同意了陈永贵自己想出来的“三三制”。
在5月3日，毛主席亲自把一份批示还给了陈永贵，批示上写着：
行，钓鱼台那里其实没什么鱼可钓。
陈永贵乐坏了！主席的批示让他如愿以偿，终于在八月中旬离开了钓鱼台。那里虽然文件堆积如山需要处理，但他却没法接近田地。
后来，他搬到了北京交道口的一条胡同里。新家是一个小巧的四合院，分为内外两个院子。规矩是，警卫员住在外院，而陈永贵和他的秘书则住在内院。
陈永贵的生活现在不一样了。以前他每个月能领三份钱。一份是大寨大队给他记的工分，每天1元5角。一份是在山西省兼任职务的补助，每月100元。还有一份是国务院给的补助，每月36元。
过去，陈永贵靠136元和工分度日，因为邻里间距离近，经常互相请客吃饭，生活挺节俭。现在手头宽裕了，他就买了4棵苹果树苗，2棵梨树苗，还有一些葡萄秧，零星地种在自家小院里。
在一段时间里，陈永贵被要求学习《哥达纲领批判》和费尔巴哈的理论。他识字很吃力，而且还要处理许多文件。他总共只认识一千多个字，能写的大约五百个左右，所以每次遇到生僻字都感到非常头疼。
有时候写到某个地方卡住了，特别是那个“待”字，如果被催得太急，实在想不出来，就只能找秘书帮忙，秘书通常会给出一些提示。
招待所和接待处都有这个字。
陈永贵这才一下子想起来了：
哦，难怪看到这个字感觉这么熟悉，原来以前见过呢。
现在这样的事情少了，陈永贵可以专心做他熟悉的农业工作，这让他非常开心。
陈永贵偶尔会说，希望把身边的警卫员和秘书们带回家乡，让他们帮忙干农活。在中南海，很多领导都喜欢在下午和晚上处理工作，思考问题，批改文件。因此，陈永贵总觉得上午的时间被闲置了。
这段时间，陈永贵特别郁闷。老家的一些人想着他在北京的情况，悄悄帮陈永贵和家人把户口转到了老家。手续快办完时，他们才告诉陈永贵。
陈永贵听到这件事后，顿时气得满脸通红，一把拍桌子，大声嚷嚷起来。
是谁同意这样做的，赶紧给我搬回去！
就这样，陈永贵的妻子一直在大寨干农活挣工分，他的儿子也是一样，这种情况直到1982年都没有变过。
在晚年，这一家人在北京安了家。
1980年，陈永贵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，主动提出辞去“国务院副总理”的职务。此后，关于他的去留问题便成为了一个新的话题。
那段时间，陈永贵按照上级的指示，搬到了北京复兴门外一座大楼的12层，住进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。不久后，他其他的职务也被陆续取消。到了1982年9月，党的十二大召开后，他就没有再担任任何职务了。
党中央让陈永贵先稍作等待，安排好后再通知他。后来，胡耀邦亲自说道：
陈永贵年纪大了，再让他回山西工作不太合适。根据国家对行政13级（也就是高层干部中的最低级别）待遇的规定，决定给他发放退休工资。
另外，按照惯例，陈永贵的户口被迁移到北京，家人也被接了过来。原来的汽车、司机、警卫和炊事员等，也都保留下来，以便他晚年生活有所保障。
今年，68岁的陈永贵已经在中央工作了十多年了。
陈永贵退休后，感觉生活十分清闲，于1983年向上提出申请，希望能为基层做些事情。
后来，中央安排他去了北京东郊的农场，继续担任生产顾问的工作。
后来，陈永贵去农场时，就会带上汤占兴，汤占兴在他当副总理的时候曾给他开车。他们俩会开着那辆“伏尔加”车去农场看看庄稼的情况。
在村里，大家都爱叫陈永贵“永贵大叔”或者“永贵大哥”。他跟大家一起干活，有时候还一起喝点小酒。
陈永贵偶尔会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过去。
陈永贵特别喜欢吃一种糊糊，这种糊糊是用昔阳特制的小米面条熬制的，还会搭配一些咸菜疙瘩。有次记者去他家采访，竟然几次都看到他正在吃这种饭。
在没去农场之前，陈永贵不太喜欢坐车，他总是提着篮子，自己走到国营市场去买菜。
有一天，他去了一个菜店，售货员一眼就认出了他，于是叫来了经理。经理热情地和他聊了好一阵子。在喝茶的时候，经理坚决要免费给他一篮子新鲜蔬菜。陈永贵连忙摆手拒绝。
我这一辈子从来都没有白拿过别人的任何东西，现在我退休了，居然还有人给我送好菜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可这还不够。
他把钱一扔，赶紧拿起菜，快步走出店门，从那以后，再也不敢踏进那家店了。
不过陈永贵一直保持着和老百姓聊天的习惯。他总是在出门的空闲时间与各行各业的人聊聊天。有时候有人认出他来，他就笑着说道：
我从骨子里就是个庄稼汉，这辈子啊，最让我上劲儿的，就是跟土地打交道。
1986年春天，春节刚过，中央安排72岁的陈永贵住进了北京医院北楼的高级病房。
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，时间不多了，所以只要还能动，就会去以前常去的农场、市场和街巷逛逛。
很多人都笑着跟他打招呼，可只有陈永贵自己清楚，这是他特意来做的最后一次“告别”。
在那段最后的日子里，华国锋和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先后去医院探望他。山西的各级同事，还有他在农场的同事也陆续前去探望他。
陈永贵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但他没有什么遗憾。
今年三月，陈永贵在北京的医院里去世了。
事情收尾的时候。
陈永贵曾经手握重权，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，他的生涯仿佛承载着一个时代的印记。在他离世多年之后，他依然被视为山西乃至全国农业界的楷模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
《红白人生——100个中国人的半世纪旅程》的第八卷叫“花非花”，由吟风当主编，1999年出版。
陈永贵在成为普通百姓之后，这段内容摘自《人民文摘》杂志，文章由陈大斌撰写，发表于2009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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